第四百零一章 茶妹_乾隆四十八年 首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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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零一章 茶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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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徐大用一瞪眼,说这是老子刚买的婢女,那伙计顿时就不敢再问。

  等开好了房间,张北海领着那女子进了客房,又让伙计端上茶,这才对那女子道:“现在安全了,可以跟我们说说了吧?”

  那女子揪着自己上衣的前襟绞了半天,支支吾吾的犹豫着。徐大用不耐烦的一拍桌子,厉声道:“再不说就把你送官!”

  此言一出,顿时就把茶女吓的一个哆嗦,一下就呜呜哭了起来。

  张北海抬手示意徐大用不要恐吓,用和蔼的语气问道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  “......茶妹。”

  茶妹?这名字真够怪的。

  “你是贵州哪里的人?我给钱让人送你回去可好?”

  “回去......”茶女露出了一脸的凄苦,抬起头看向窗外,似乎是回忆起了过去。渐渐的,两行泪水汨汨而下,摇了摇头道:“我不认得路。”

  看到张北海对自己十分和蔼,茶女这才将自己的身世对两人娓娓道来。

  她是个苗人,十岁的时候去寨子外割草,结果被人绑架,之后又跟着其他被绑来的女子一起运到了四川,随后经过数次转手,被卖到了江北蛮营的青楼当婢女。这一次,人贩子是准备把她卖到另外一家青楼为娼,所以茶妹拼死逃了出来。之前遇到徐大用时,她也是身上没钱,于是就想着用当婢女时学到的歪门邪道弄点钱。

  纵观清代早中期,贵州苗疆人口贩卖极为猖獗,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屡禁不止,成为满清政府无法治理的顽疾。

 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,清代“苗民”不单指苗族,而是包括了苗、侗、彝、瑶、壮、水、布依等二十多个民族。而“苗疆”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,狭义的苗疆指的是贵州东部以古州(今榕江县)为中心的苗族聚居区,而广义的苗疆则泛指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两湖、两广等省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。

  事实上这跟整个明末清初四川的大环境有关。由于清初陆续推行“湖广填四川”等移民措施来充实四川人口,而四川地广人稀的现实也促使和加剧了邻省贵州的人口贩卖活动。

  到了雍正时期,在川贵人口贩卖的市场中,已经形成了一条川贩与贵州本地窝家共同分工、共同分赃、组织严密的人口贩卖交易链,形成大小不等的拐骗、绑架人口的贩卖团伙。

  比如茶妹,她被人绑架后,先是二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第一级人贩子,被称之为“地棍”的家伙;接着,“地棍”在凑足人数后,又以十两左右的价格将她转卖给第二级人贩子“川贩”;等“川贩”将她贩入川中后,她的身价就涨到了二十多两。之后每转卖一次,价格还能再涨。

  以十八世纪末的江苏松江府为例,一石米的市价为一两三钱至一两六钱。也就是说茶女这一条人命,也就相当于松江府的3~4石米。

  转卖一个人的价格从“出产地”的“二三两”暴涨到“目的地”的“二十余两”,这必然驱使一批亡命之徒铤而走险,从事这一暴利的不法营生。

  虽然满清在雍正时期进行过严厉的打击,可由于明清社会的奴婢买卖是获得官方允许的市场行为,所以一直屡禁不绝。

  根据《大清律例》中“略人略卖人律”的规定,人贩子可以到贵州去买卖人口,但是买卖的数量有限制,一般不能超过4~5个,而且必须要在官府委任的官媒那里登记造册,让官府了解被买卖人口的数量、来历和流向。

  简单地说就是:“贩买人口可以,但是数量不能太多,而且得听官府号令。”

  可是在现实执行的过程中,允许人贩子进入贵州很容易,要约束和监管他们却很难很难。所以这些看似谨慎推敲的条文,实际上是给贩卖贵州人口提供了法律依据,把无数噬人的魔鬼释放到了贵州的土地上。

  其实在这个时代,汉族女性也一样面临着被买卖的命运。封建时代的妻妾女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“金融工具”,当一个家庭面临生存危胁时,卖妻嫁女就是一种避险手段。

  后世的经济学者发现,清代中国许多地区对于妻、妾、寡妇、童养媳的区分定价,跟一般商品和资产交易市场的定价规律基本一致。

  (最耸人听闻的,是来自于乾隆年间巴县的一份诉讼档案。一名姓秦的妇女,在八年的时间里前后被人卖了五次之多。)

  别说四川、贵州了,就是北京城宣武门外的骡马市,后世很多人光知道那里交易牲口,却不知道那里曾经还有个“人市”。

  那位写过《国榷》的谈迁,在其游历北京城时就曾亲眼见过,顺承门(宣武门旧称)内大街有骡马市、牛市、羊市,还有人市,旗下妇女每天来买卖的人极多,牙人一般都是谈好条件后去对方家里,要么带人去,要么就是去看“货色”。

  至于徐大用当初去洛阳买下插标卖身的陈继山兄妹,那简直是太平常不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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